近日，《福布斯》发布了2019年中国香港50大富豪榜，李嘉诚连续21年蝉联首富。胡润也发布了2019年全球富豪榜，李嘉诚以2000亿元人民币排名大中华区的第4名。

即便退休，李嘉诚依然是香港首富，只是今年的身价317亿美元较去年的360亿美元缩水了43亿美元。从福布斯榜单来看，身价下跌的不只李嘉诚一人，由于股市下跌和房地产走软等因素，榜上另有23人的身价也有所下跌。

李嘉诚是华人最杰出的商人之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其中一种批评认为李嘉诚的事业建立在“地产霸权”之上，垄断了香港天然气、水、电力、港口、零售业等行业，赚的都是盘剥消费者的血汗钱。

香港房地产的畸形繁荣，除了汲取普通居民的财富之外，并未给香港贡献任何长期利益，比如帮助香港在某个产业形成全球性的优势或竞争力。至于李超人旗下经营的其他垄断业务更可能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与企业家才能无关。

所以，李嘉诚根本无法与乔布斯那样以商业改变世界的伟大的企业家并肩，也比不上后辈马云，只是善于钻营的商人罢了。

这些批评无疑过于苛刻。没有历史的座标，没有时代的刻度，任何评价都可能趋于庸俗和肤浅。事实上，李嘉诚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产商，更不是所谓的“裙带资本家”，而是充满远见卓识不断进化的企业家。

经营科技事业的硕果

1.果敢进军电信事业

上世纪，电信行业还不能算作基础设施供应事业，还算是科技事业。

1993年，李嘉诚敏锐地看到1G技术趋于落后，决心大举发展新一代通信业务，通过Orange大力投资2G无线通信技术，为用户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同时，拓展数据服务。

1994年，Orange的用户才300万，到1999年，这一数字已增至3500万，成为英国电信市场的第三大服务商。

投资Orange，是李嘉诚事业上的又一次自我突破。1993年，李嘉诚已经65岁，依然猛烈进取，勇于承担风险，踏足风起云涌的高风险科技行业——电信业。而且，此前小规模的商业试探并不成功，他旗下的“和记黄埔”与英国宇航合作推出的第二代无线电话（CT2）服务“Rabbit”，从1990年开始一直惨淡经营。

但正是电信投资，使得李嘉诚一举超越了在香港难分伯仲且同龄的“一哥李兆基”（1995至1997年连续三年为《福布斯》香港首富）。在李嘉诚不断拓展能力圈、进军新商业领域时，李兆基依然将事业重心放在房地产上。

任何伟大的商业决策如果以倒视镜的方式进行回溯，都可能会因无法重现当时决策情景时的信息而变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对一个65岁的老人而言，在一个新兴未知领域扩大投资，承担不可知的商业风险（电信的火爆是事后验证后得到的认知），既需要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智慧，更需要付出勇气。这恰恰正是企业家才能闪光的要素。

2.成功退出

1999年开始，互联网（电信也是其中一个分支行业）的投资变得越来越活跃，大众对网络的前景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李嘉诚决定退出电信运营，基于的商业决策逻辑是：

1.话音服务越来越普及，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行业竞争压力太大，使得边际利润可能减低；

2.数据传送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大，增长速度比话音要高很多，正在成熟的3G技术才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3.在科技通讯股热潮的推动下，移动通信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达到巅峰。所以要抢占未来移动通讯服务的制高点，必须投资在数据服务上占优的3G技术，但由于3G牌照何时发放并不确定，而为了增加对新技术投资的决心，不如彻底放弃原有的电信牌照，即出售2G业务伺机转营3G。

经过博弈，李嘉诚将旗下和记黄埔持有的Orange plc总计49.01%的股权售让给德国电信服务商曼内斯曼，交易总代价包括：264亿港元的现金、由曼内斯曼发行的三年期欧元浮息票据（相当于214亿港元），以及曼内斯曼10.2%的股份。

1999年和记黄埔的年报为这笔交易报告了1180亿港元溢利（税后利润）。次年即2000年，曼内斯曼10.2%的股份又因沃达丰合并吸收曼内斯曼转化为合并后新公司5%的股权，再次给和记黄埔带来500亿港币的溢利。

3.敏锐嗅觉逃过网络科技股泡沫

卖掉Orange后，2000年李嘉诚组建财团拟以450亿美元竞购德国的3G牌照。但在激烈的竞价环节，李嘉诚却果断地践行了“别人贪婪时我恐惧”的铁律，退出了竞标。

2001年网络科技股泡沫破裂，激进扩张的沃达丰因此前投入720亿美元进行全球并购，产生了450亿美元的亏损。

互联网泡沫后，从2002年开始，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公司开始以合理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获取3G牌照，至2012年，据和记黄埔年报，其投资在欧洲3G的总资产为2252亿港元，占其8039亿港元总资产的28%，系所有业务板块中最大的一块。

请留意，当时的和记黄埔是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李嘉诚是大股东，在为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之际，也为其他中小股东带来了可观的回报。这在侵夺中小股东利益现象横行的今天，显示了一个商人的良心。

4.商业背后的情怀

在电信事业上，李嘉诚与华为有着鲜为人知的佳话，二者互为犄角，助推了对方的事业。

1995年和记电讯取得牌照获准在香港组建综合性电信网，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国际主流的西门子、阿尔卡特等设备供应商不但要价高而且不能确保在电信局设定的3个月内完工。这时候李嘉诚想到了崭露头角的华为，慨然向华为提供了第一笔海外订单。

这对双方都是考验，华为没有海外实施经验，而李嘉诚对工期和质量都受制于香港电信局的管制，败则两伤。

华为历尽艰险终于确保这海外第一单成功落地，顺利通过验收。虽然这是商业利益的结合，华为报价低且有拼命的决心确保3个月顺利组网，但仍必须承认，李嘉诚的订单促进了华为的国际化。

最近，李嘉诚又为华为送上神助攻。就在美国阻挠华为5G设备在全球拓展的时候，英国却意外开明地接纳了华为，这背后其实是李嘉诚的推手所致。

超人旗下的英国持牌电信公司Three UK与华为签下了2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有此示范作用，英国的其他三大电信公司EE、O2、沃达丰也同意尝试与华为展开合作。这位商业领袖，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被低估了的李超人

有人将他的成功归结为低买高卖，是周期的赢家。这就很片面，“在高增长机遇巨浪中，愚人见石，智者见泉”，这种智慧和巴菲特在长期投资中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相同的。这两人的伟大之处是：不仅洞悉商业的秘密，而且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以慢制快，在低估的时候入手，在高估的时候离场。

相比巴菲特基本只投资美国公司，坐拥美国成长的先天性红利，李嘉诚则少了一个所谓“卵巢彩票”，而能同样抵达事业巅峰，殊为不易。

2013年起，李嘉诚旗下公司大规模清理大中华区的房地产资产，将投资重心转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其商人逻辑的背后，或许还藏着一个耄耋老人的某种心伤。

世人对李嘉诚的误解很多，最大的误解在于低估。李嘉诚还有一种非凡的勇气，就是拥抱变化和未知，不受年龄的拘束。

早在2002年，李嘉诚就低调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Horizons Ventures（维港投资），运用现代工具开始拥抱创新和科技。世人对其多有诟病之处，就是认为他一生缺乏创新和科技意识，拘泥于地产、能源和基础设施垄断经营。直至2013年维港投资露出峥嵘之后，刷新了世人对李超人的认识。

1.维港投资的背景

维港投资秉承了精英立业的理念，构筑了精简、平面化管理的团队，只有区区20来人，委托资金全部来自于李嘉诚，是个家族化的投资基金。领头人是周凯旋女士，和李嘉诚相识于北京东方广场项目，之后心心相印相互引为异性知己。

家族办公室的地位使得维港投资的投资立足点更加长远，与时间为伴，不会受到冲刺短期业绩的引诱，所以可能会选中退出周期长或失败率高而普通PE公司不敢问津的项目，这些项目一旦成功，回报也会特别惊人。周凯旋女士的知己身份，也免除了普通PE公司委托代理的治理成本和风险，提高了维港投资的投资胜率。

2.目光如炬5分钟投中Facebook

2007年11月，次贷危机开始发酵。刚组建不久的脸书（Facebook）提出估值高达15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计划，李嘉诚用5分钟听取了介绍便同意投资。

当时脸书几乎没有营业收入，只有数千万的用户群。但李嘉诚就被Facebook不断增长的用户群及其在移动领域的业务前景吸引住了，决定由维港投资出资1.2亿美元的巨款只取得Facebook约0.8%的股份，这种商业的洞察力和决断力岂是一般PE合伙人或投资人可及？

随后，李嘉诚又透过维港投资追加投资，最高持有Facebook约4.5%的股份。

拿最初1.2亿美元的投资来说，已接近36亿美元市值（按2018年2月21日Facebook的市值计），11年回报30倍，非常惊人。

事实上，维港投资令人惊艳的投资眼光不止于Facebook，成功的案例还包括B轮参投的及时通讯工具Skype，语音控制程序Siri和地图应用Waze，Siri于2010年被苹果收购后成为iPhone的语音助理服务，Skype在2011年上市被微软收购，Waze则于2013年被谷歌斥资11亿美元收购。光这几个项目的业绩足以傲视全球风险投资领域。

3.全心全意拥抱高科技

维港投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动声色地在全球投资了142家公司，主要集中在数据应用和颠覆性科技两大类（数据截至2017年8月10日），尤其偏爱那些“对大量真正问题提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并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

被投资的公司主要来自于美国地区，其中又以加州硅谷为最；而被投资的以色列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引领着全球科技发展，因此维港投资去美国尤其是去硅谷寻找投资机遇并不出意外。

现在，以色列的科技创造力已经被全世界认可，再去以色列投资已经不再是稀奇领先的事情。但早在17年前，维港投资独辟蹊径地前往以色列投资初创型科技企业，不得不说是一种惊人的洞察力。

维港投资的以色列公司，资料来源：网络

这或许与李嘉诚对犹太人非凡创造力有特殊的认知有关。现在人们已经熟知，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军事科技产业、农业、物理学以及医学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他们依赖于层出不穷的科学洞见和商业创意开办小型企业，而李嘉诚的维港投资就是这些公司的资本提供者。

维港投资很早就在以色列找到了合作伙伴MAGMA VENTURE PARTNERS。过去几年，他们一起共同投资了多个项目。MAGMA联合创始人YAHAH ZILKA曾表示，维港投资在以色列以高效快速的决断力，被其所投资的公司所称道——这正好应和了以色列人的“急性子”。这就是李嘉诚的另一面。

4.不可思议的“年轻人”

在被投资企业的眼中，李嘉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轻人”，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既愿意追随潮流，也乐意创造潮流。“他和他的团队最酷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于想象中的世界发展方向了然于心。”维港投资B轮参投的Spotify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艾克（Daniel Ek）惊叹道。

因为李嘉诚从2009年投资Spotify的那一刻起，就保证自己的汽车上要装上Spotify。而这时候Spotify还没有推出移动应用，李嘉诚与29岁的丹尼尔·艾克想的完全一致，不受现有技术的限制，而是能畅想出世界上Spotify无处不在的样子。

在维港投资的投资轨迹里，可以轻易地发现一个与日常认知完全不一样的李嘉诚，热心追逐未知的世界，简直与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一个样儿，愿意倾注资源去尝试一切新鲜可以改变未来的东西，尽管背后的风险可能让投入的资源血本无归。

5.最新投资案例

2017年，维港投资领投了美国VR（虚拟现实）游戏公司Nomadic的种子轮融资。

种子轮意味着高失败率，维港投资的谭载文曾介绍这笔投资说：游戏产业目前都在探索VR效果，但整个行业尚处在早期阶段，研发成本高、硬件成本高，一般人不会动辄花几万块钱买整套设备，只为体验一下。所以希望Nomadic在游戏空间、道具方面的模块化设计，可以低成本地搭建游戏场景，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低价格VR游戏。

Nomadic公司创新研发的基于特定场景的VR游戏，可以将一个面积约50平方米，散落着铁架、木板、铁栏杆等物品的平淡无奇的空间变化成神奇的游戏场景。

铁架化身为升降的电梯，木板则耸立成两栋绝高的建筑，令恐高的人望而生畏，而游戏者扣动手中玩具手枪的扳机，四溅的火光似乎可以以假乱真，最终为参加游戏的人提供一个可穿梭的虚拟空间以执行游戏任务。

Nomadic希望未来在商场、电影院的服务场景里，招揽玩家来游戏。虚拟现实何尝不是营造理想的一个“影子世界”，里面充满了趣味性，这或许是李超人下注的原因吧。

最近，维港投资又斥资6000万美元领投加拿大的一家无人驾驶的海洋航行器，这是无人驾驶在海洋领域的应用。

著名的智库兰德就非常看好无人海上航行器，可惜其观点认为应服务于军事，建议美军研究并部署无人自主的海洋行情器以增强海军杀伤链的系统能力。

李超人当然不至于会对战争相关的创新有兴趣，他别出心裁投资的是民用海上无人航行器，这家公司致力于为气象与海洋科学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部署无人驾驶的海上航行器为科研收集和分析数据。

想象一下，浩瀚无边的海洋，人类所知始终有限，一旦可以大规模在海洋部署自适应的无人航行器，广泛地收集海洋的各种数据，包括气象、水文等等资料，然后运用大数据量化分析，那么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就会大大跃进一步。

所以李超人在这方面的投资是在尝试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尽管这个商业应用可能局限于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面比较窄，商业前景并不辽阔，但有钱的李超人就可以这么任性，为好奇心下注。

建立自我与追求无我

汕头大学2018届毕业典礼上，李嘉诚卸任汕头大学名誉主席并发表《建立自我 追求无我》的主题演讲。或许在老人看来，“建立自我”就是追寻世俗的成功，这也是他渴望世人用商人的标准来评价他的原因，而不愿意承受“家国情怀”的道德义务，也不甘承担“吸血鬼”的恶名。 “追求无我”则是他人生的另一种渴望，去做得更多，尝试更多，让人生更饱满。

哈耶克认为：富人可能是黑科技最好的资助者。因为富人可能会因为价值观和兴趣去投资一些希望渺茫的科技而不计较成功与失败。而一旦成功，则会给人类带来无法计量的好处。

或许如李嘉诚自己所言“同理心和慷慨良心，是一种选择。令人快乐满足感，大家同心，可实现更大的梦想”，这是维港投资非商业的一面。在传统产业上的成功，让李嘉诚有足够的资本去承受高风险（资助解决当下重大问题或改变未来的黑科技或创见），所以维港投资更侧重于早期种子轮和B轮的高不确定性投资。而高风险又带来高回报，真是成功叠加成功的福报。

李嘉诚透过维港投资进行高风险投资，虽不能与盖茨抗击致命传染病的非营利性慈善投资相提并论，但在初衷和结果上却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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